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逐渐积淀并传承下来的群体性精神形态，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和优良作风。“常州三杰”革命精神是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三位革命先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爱国精神、探索精神、奋斗精神的集中展现。这一地域性革命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引，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具有家国情怀、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深厚的文化基因。持续传承弘扬“常州三杰”革命精神，对于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胸怀天下、心系人民的爱国精神是家国情怀的具象呈现

　　爱国精神是“常州三杰”革命精神的价值基础，体现了三位革命先驱在革命年代对人民生活、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深切关心，充分诠释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家国理念，蕴含着深厚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从国家维度来看。孔子提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强调既要有心系家国的忧患意识，也要敢于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大学》通过构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将个人修身立德同国家兴亡紧密相连。从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报国壮志，到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从戚继光“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的赤诚之心，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坚定抉择……无一不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常州三杰”摒弃独善其身的个人追求，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诠释了最纯粹、最真挚的爱国大义。

　　从民生维度来看。《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首开民本思想的先河，确立重民、爱民、安民的价值基调；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重新界定民、国、君三者的位次，打破君主至上认知，将民众福祉置于社稷和君权之上，强调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君主权力的合法性取决于民心；唐太宗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警示为政者要敬畏民众、体恤民情、善待百姓，赋予民本思想极强的现实警示意义。“常州三杰”充分汲取历代先贤济世为民的思想精髓，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以挽救底层劳苦大众、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使命，将关爱人民的思想转化为投身革命的切实行动。

　　开拓创新、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是革故鼎新的历史传承

　　探索精神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薪火相传，是“常州三杰”革命精神的动力支撑。它体现在对未竟事业和未解难题的艰难求索，是在既有经验的基础上顺应时代发展、把握客观规律的新突破。

　　在革新方面。《周易》有“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之语，意为破除旧制度、建立新秩序，为后世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诗经》有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此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持续改革的经典表述。虽继承传统但不守旧，在传承过程中锐意创新，凸显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创新性品格。《大学》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突出革新的持续性和终身性，强调人不能安于现状，要不断进行自我反省和更新。从赵翼“江山代有才人出”，到谭嗣同的“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历代文人志士从不同维度阐释除旧革新之理。“常州三杰”充分吸收这些革新理念，以实现对传统革新理念的传承与转化。

　　在治学层面。《大学》提出“格物致知”，奠定了中国古代求真治学的基础范式；朱熹提出“格物穷理”，构建了“即物—穷理—致知”的求知路径。《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准则，构建起一套从理论积累、思辨研判到躬身实践的求真体系。明清时期，实学思潮接续发展穷理精神，强调治学必须立足客观现实、尊重实际情况，探求贴合社会民生的真实道理。李颙提出“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点明穷究义理最终要落实于济世安民的现实事业中，厘清了求知问道和救世担当之间的内在逻辑。“常州三杰”通过承袭穷理致知的治学传统，将古人格物穷理、明辨笃行的求知追求，转化为钻研马克思主义、探寻救亡真理、探索革命规律的终身实践。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是自强不息的意志彰显

　　奋斗精神是“常州三杰”革命精神的实践底色，彰显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意志品格，承继了顽强抗争、积极进取的优秀精神品质。

　　在品格方面。《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顽强抗争的思想本源。它倡导君子应效法天道的运行规律，保持奋发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状态。《论语》中孔子讲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时，指出三军统帅可被替换，但普通人的志向不可被迫改变，凸显了个人精神意志的独立性和志向的坚定性。荀子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作譬，用雕刻金石的比喻，阐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对于成事立业的重要意义。张载提出“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把贫穷卑贱和外部不利的客观条件看作磨砺个体心性的宝贵经历。“常州三杰”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里，始终保持着顽强抗争的斗争意志，以自身革命实践，赓续并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顽强坚毅、坚韧抗争的崇高品格。

　　在态度方面。《论语》中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彰显出超越境遇得失、坚守理想追求的豁达和乐观。这种忧世而不悲观、克难而始终进取的乐观态度，打破了个体遭遇困境必然消沉的传统认知。《孟子》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阐明困境催生奋进的人生哲理，将苦难、挫折视为修身立业、担当使命的必经过程，奠定了中华民族不惧困境、进取向上的精神底色。从王勃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到刘禹锡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都体现了昂扬向上、积极作为的乐观胸襟。“常州三杰”在山河破碎的至暗时刻，始终以乐观的精神、昂扬的姿态坚守革命信仰、推进救国事业。他们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逆境自强、进取向上的精神品格升华为直面苦难、坚定理想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未曾断裂的内在支撑，也为“常州三杰”革命精神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深入挖掘“常州三杰”革命精神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有助于深化对“常州三杰”革命精神的认知和践行，进而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与文化自觉，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和学理依据。

　　（作者单位：常州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6年度常州三杰研究专项课题“常州三杰革命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