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淮盐业绵延两千余年，对国家财政和民众生计的影响举足轻重。近代以来，传统盐务的产、运、销、管链条发生整体危机，两淮首当其冲。抗战全面爆发后，既有困局进一步加深，中国共产党在此背景下战略性地介入两淮事务，推动淮盐完成从传统社会的财利渊薮，到战争时期的“华中金库”，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产业变革对象的历史转型。近百年来，中外学人不断加厚两淮盐史的学术积累，特别是在制度史与社会史两大层面成果卓著，但既有研究在时段上普遍终结于清末民国以前，将中共革命力量纳入盐史分析框架的屈指可数。因此，聚焦淮盐治理的红色新篇，不仅有助于拓展革命史研究的地域视野，更能从多学科范式交汇的独特视角，深刻回答党在经济治理层面“为什么能、为什么好、为什么行”。

　　传统淮盐产区纵贯今江苏沿海。明清以降，淮南煎法和淮北晒法两种生产方式分立南北，相关从业人口近百万，成为封建社会晚期中国规模最大的产业集群之一。清末至民初，传统专商引岸制日渐解体，盐务局面陷入官营垄断、民困国穷的停滞困境。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两淮盐区受战火摧残，淮南“旧商星散，成法荡然”，淮北饱受日伪掠夺，广大灶民和食盐群众迫于赤贫、苦于淡食。两淮旧有盐务机构也全面崩溃，盐枭武装、敌伪政权与地方势力彼此交织，区域社会严重失序。1940年秋冬之际，新四军在黄桥战役后于江淮之间站稳脚跟，后在盐城重建军部，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开始战略介入两淮盐区。中国共产党对淮盐的治理逐步形成层次分明、目标递进的系统工程。审视其历史进程，可以归纳为三条线索。

　　其一，奠定基层组织，重构区域社会。中国共产党进入两淮后，首先打破旧有垄断，赋予灶民自由制盐权利，同时着手建立“灶抗社”等基层合作组织。1941年前后，淮海、盐阜两区又分别成立盐务管理机构，任命专职盐务干部，颁布盐业条例。这些举措既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传统，有利于尽快恢复并刺激生产，也是以阶级动员替代商业垄断，以基层合作替代私商把持的长远策略。关于这一过程的展开有丰富实践案例。例如东台何垛场党员丁永宏回忆，灶民合作社初创时以自愿投股为基础，“每人投一桶盐为一股，年底进行股金分红”，以此破解灶民“熄火穷”的生计困境；射阳县新坍供销合作社将集中生产与统一运销融为一体，甚至“以商人姿态出现”，也就是以经济活动为介质，使党的基层政治权威在敌后盐区扎根。后来，日伪方面在其内部调查中亦不得不承认，中共在盐区采取“极其巧妙的手段进行民众工作”，形成“丰富抗敌资源的源头”。这类组织策略，是理解党何以能在短时间内构建区域秩序的关键所在。

　　其二，铸就“华中金库”，支撑战时财税。淮盐在革命根据地扮演着经济武器的角色，时任华中银行行长陈穆将之高度概括为“对内自由，反对垄断；对外管理，反对自由”。这即是说，在根据地内放开盐的产运销以激发商办活力，对外则实行统一管控，通过以盐易货的方式换取布匹、药品、金属乃至子弹等战略物资。据《经济史料选编》的数据统计，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盐税占华中各根据地现金总税收的40.63%，高居第一。食盐流通还带动周边经济繁荣，例如，安徽天长铜城镇每日往返盐船上百艘，定远一带出现被民众称为“地图上找不到的抗日街”的商品集散地。时任华中党工委书记的陈丕显甚至认为“盐税的作用可以与印钞机相提并论”，成为名副其实的“华中金库”，为根据地行政运转和军事斗争提供最关键的财政基础。另外，淮盐价值还延伸到货币金融领域，党在根据地内外强化以盐易货比例，控制敌伪法币流入，确保“抗币”始终建立在可靠的物资本位上，淮盐兼具了财源与锚定物的双重角色。

　　其三，借助应急管控，推动长远转型。战争时期淮盐治理带有一定的应急色彩，但已孕育制度变革的深层力量。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两淮盐务管理总局在扬州召开盐政工作会议，系统总结多年来淮盐治理的经验教训，要求“必须贯彻企业化的经营方针和经营方法”“精确成本计算”“随时计算盈亏”。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此思路指引下，两淮盐业完成了意义深远的转型，且呈现出因地制宜的差异化路径。淮北凭借海盐晒制天然优势，逐步完成生产资料国有化，到1958年盐产达到250万吨，重返全国首位，滨海盐化工业也由此起步。淮南则因煎盐成本畸高、草荡资源枯竭走上全面“废灶兴垦”，尤其是在土地改革后引导灶民转产务农务工，实现经济产业和社会结构的根本调整。一北一南的分殊治理，标志着延续数千年的传统两淮盐产格局完成了现代转型。

　　深入梳理党对两淮盐业的红色治理历史，其价值早已突破行业史本身，具体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解读。

　　其一，实证“两个结合”的历史案例。党的淮盐治理史，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传统手工业经济实际相结合的鲜活案例。在这一过程中，既引入合作化、国有化等近现代制度安排，也对旧式盐务中具有合理内核的经验加以继承。例如，决策者多次强调“不能把生产管理与政治统治混为一谈”；历代延续的“火伏制度”等一般生产章程也多数得以保留。这种在整体批判中尊重技术性操作的实践方式，折射出党协调处理普遍原则与地方性知识传统的灵活智慧，其学理意义超越了盐业个案本身。

　　其二，弥合两种叙事的学术支点。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期存在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张力。近年来，李金铮、黄道炫等学者致力于“新革命史”研究，以弥合分歧。但亦有批评者指出，相关讨论仍偏重政治过程与话语层面，经济史的独立支撑相对薄弱。淮盐红色历史恰可为这一薄弱处提供坚实个案。无论是从合作社组织到统一运销，还是从国有化改造到工业化转型，革命化与现代化在具体过程中水乳交融，特别是清末以来悬而未决的盐务近代化任务，最终是由党经由革命路径完成的。

　　其三，拓展红色遗存的特色谱系。革命斗争时期盐业活动留存的历史遗迹，包括连云港板浦的两淮盐务管理局旧址、盐城响水陈家港的盐运码头、盐城阜宁的灶民合作社旧址，以及纵横苏鲁两省江淮之间的运销通道、地下交通线等，构成了一个尚待系统发掘的红色文化资源谱系。这一谱系以革命史为载体，将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区域历史地理现象深度融合，既意蕴丰厚也特色凸显，兼具学术深度与传播价值，亟须在考证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

　　（作者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江苏两淮盐业的红色历史挖掘和价值阐释研究”负责人、扬州大学长江文化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