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根本性的范式转型，即从传统的单向“管理”模式逐步转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模式。这一转型不仅深刻反映了国家治理理念的根本性革新，从强调管控向注重协同、参与和共享转变，同时也清晰映射了现代化发展内在逻辑在文化这一独特场域中的具体展开与持续的制度调适过程，彰显了文化领域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紧密互动与有机统一。

　　治理范式的历史性跨越

　　传统的文化治理模式，以“政府主导、行政驱动、单向传输”为核心特征。在这种模式下，文化被视为需要被规范、引导和控制的客体，政府通过制度化手段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随着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其内在的结构性局限逐渐凸显：文化创造力受到抑制，社会参与度不足，文化供需错配，制约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共建”范式的兴起，是对上述局限的自觉应对与范式超越，体现了文化治理逻辑的根本性转向：主体关系从“为民众管理文化”转向“与民众共同建设文化”；运行机制从依赖行政命令转向注重协商协同；权力结构则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在此新范式下，政府、市场组织、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体共同构成多元互动的治理主体，形成一种多中心、开放式、扁平化且具有韧性的协同治理生态。在共建框架下，文化不再是“被治理的对象”，而是“共同创造的活水”；治理不再是“控制的手段”，而是“滋养的生态”。这种深刻转变，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维度的生动诠释与重要创新。

　　现代化驱动下的转型逻辑

　　文化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层动力，在于现代化进程所蕴含的多重张力与结构变迁。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社会生态被不断重构，也对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推动其向更具包容性、协同性的方向转型和演进。

　　首先，社会结构深刻变迁消解了文化治理的社会基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催生着社会结构变迁，面对多重利益日趋分化、价值观念广泛多元、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社会格局，传统依赖单一主体的文化治理模式遭遇了结构性挑战。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文化治理必须上升到以“文化自觉认同”和“核心价值建构”为内核的层面，紧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与目标诉求。共建模式凭借对多元主体的包容、对差异表达的尊重，在协调差异、多元互动中构建动态平衡，因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成为了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一种功能性路径和必然性选择。

　　其次，数字媒体技术迭代革新重构了文化生产传播的基本架构。移动互联网、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文化传播的中心化结构，催生出了分布式、节点化的新型信息网络，使自主性创作与传播成为常态。技术赋能增强了社会成员的文化创作、表达与传播能力，促使公众的文化参与能力大幅提升，而技术飞速发展、文化主体日益复杂、全球化日益深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逐渐升级等因素带来的文化发展问题，已难以用传统的管理方式来应对，客观上要求治理体系做出适应性调整，推动其向更具开放性与协同性的架构演进。

　　再次，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推动了文化领域治理范式的创新进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性地要求实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与源头治理的有机统一。作为国家治理系统的关键子系统，文化治理内嵌于治理现代化总进程，在结构与功能上与之协同促进，并依循其内在逻辑进行协同化、法治化与创新化深度调适。

　　共建模式的实践路径

　　文化共建需要党和政府进行方向引导，明确文化建设方向，同时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参与文化共建的机会、平台和渠道。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积极治理矫正各种文化乱象，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治理领域的价值引领作用。要改变人民群众被动接受文化的现象，激发、挖掘和释放人民群众所蕴含的智慧和力量，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汇聚人民共识、凝聚人民力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文化建设在内的社会各项建设，不仅是领导层面需要谋划部署的任务，美好文化生活的实现同样离不开每个人的参与、努力与付出。人们需在物质生活之上，借助文化共建体验赢得道德荣誉、人情温暖、社会和谐等更深层次的人格提升与价值自觉。成功的文化共建模式，应是党和政府在顶层设计上发挥价值引领作用，明确文化建设的方向和原则，并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实现资源的有序整合。与此同时，各类社会力量在清晰的规则框架内，被赋予更大的参与空间和创造活力，逐步实现从过去被动响应号召、有限参与到如今主动贡献智慧、积极创造的转变，形成多方协同、良性互动的共建格局。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文化治理也正经历从传统单向管理向多元协同共建的重要转变。这一转变积极回应了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通过构建开放、包容、协同的治理机制，将显著提升文化领域的治理效能。它不仅有助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进程中充分激发文化的内生活力，而且能够推动形成富有创新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发展新格局。

　　（作者均为淮阴工学院苏北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4SJYB1401〉、淮阴工学院课题〈Z421A2541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