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这一论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置于五千多年文明长河中审视,揭示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机理,指明了其创新性发展的生成路径。唯有深入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方能理解“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文明基因:在交融互鉴中成长的中华文明
从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任何文明的存续都离不开内生整合能力与对外调适能力的辩证统一,二者共同构成了文明生命力的核心支撑。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其连续性特质根源于开放包容的演进逻辑,体现在内部交融与外部碰撞两个维度。
思想文化的交融整合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中华文明起源呈现“满天星斗”的多元特征,多元文化相互激荡最终汇聚为共同文化母体。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形成的多元思想共同为秦汉“大一统”提供了思想资源,后世儒家思想体系对不同流派的吸收整合,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内在属性,与“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一脉相承。
对外来文明的包容转化是中华文明保持生命力的重要机制。文明发展的内生需求决定了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基于自身文化主体性的主动选择与创造性转化。这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融合规律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全过程。历史上,中华文化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消化吸收佛教思想,使之与儒、道深度融合,最终催生禅宗、净土宗等本土化宗派。这些宗派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证明了中华文明能够在坚守自身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融合外来文化实现创新性发展。这一文明融合实践,正是“第二个结合”所遵循的文明发展规律的历史先声。
历史镜鉴: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
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使中国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危机的本质是文明发展路径的选择困境。面对前所未有的文明挑战,先进的中国人开启了救亡图存的艰难探索,先后经历了器物技术模仿、政治制度改良和思想文化变革三个递进阶段,但始终未能找到一条既能传承文明根脉又能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近代文化探索屡屡受挫的根本症结,在于未能突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误读了文明发展的整体性规律。任何文明都是价值理念、制度体系与物质载体的有机统一体,简单“拿来”或“否定”必然导致文化主体性的丧失,使国家陷入要么盲目排外、要么全盘依附的两难境地。
实践证明,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既不能走“复古守旧”的回头路,也不能走“全盘西化”的歧路,必须坚持“以本土文明为根基,以开放包容为态度,以创造性转化为方法”的正确道路。这一从百年探索中凝结的根本共识,与“第二个结合”内含的“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原则内在相通。
时代应答:“第二个结合”的文明自觉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文明规律、把握历史主动的必然选择,展现出鲜明的理论自觉、历史自觉与实践自觉,标志着我们党对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理论自觉源自内在契合的深层认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基础。二者在宇宙观层面都秉持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在社会观层面都追求社会公平与群体福祉,在伦理观层面都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在方法论层面都注重实践导向与辩证思维,这种深层价值共鸣不是偶然的耦合,而是人类文明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为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历史自觉体现文明演进的继承与超越。“第二个结合”延续了中华文明“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发展规律,又突破了历史上文化融合多为自发、经验性要素整合的局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主体跃升、从经验到科学的方法升级、从要素到体系的融合深化。这种超越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明确了文化融合的价值导向,始终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构建了文化融合的科学方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三是拓展了文化融合的历史视野,将中华文明发展置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体格局中谋划,开辟文化繁荣兴盛的广阔道路。
实践自觉指向文明建设的主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最终指向是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化与升华。这种发展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西方文明的机械模仿,而是“传统基因+现代元素”的有机融合,在实践层面体现为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传统价值与时代需求的“三个统一”。其中,文化主体性是根,决定了融合的方向与立场;开放性是脉,提供了融合的资源与动力。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文明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文明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和行动路径。
此外,“第二个结合”还实现了文明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不变”的是“和而不同”的文明基因,“变”的是应对时代课题的不断创新。“第二个结合”正是这种辩证统一的当代体现,既推动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形成鲜明中国风格,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最终造就“有机统一的新文化生命体”。
新发展阶段,文化引领的价值愈发凸显。我们要以“第二个结合”为路径,在传承创新、开放坚守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中华文明发展,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徐州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3SJSZ0611〉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