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去世已经67年了，至今每想起他的样子，眼眶还是会发热。那个饿瘦了的庄户老头，用一辈子的勤恳和善良，在我们董家后辈心里种下了最朴素的家风。

　　那是1959年的秋天，我在海头初中读二年级。那天早读课，班主任孙琳老师叩了叩我的课桌，低声道：“董淑花，出来一下。”她的神情凝重得像压了块石头，“村里来电话，你爷爷走了，赶紧回家吧。”我心里咯噔一下，捂着脸掉泪，肩膀止不住地抖，转身冲回宿舍换了鞋就往家跑。早饭没吃，竟半点不觉得饿，满脑子都是爷爷佝偻着背、拎着扫帚的身影。

　　爷爷个子不高，因常年下地牧海，皮肤晒得黝黑，一口牙却整齐洁白，总是笑呵呵的。家里四五亩地，经他手侍弄，四季庄稼都长得茂盛，从我记事起，家里从没断过粮。他总念叨：“人勤地生宝，人懒地长草。”见我们扔吃剩的煎饼头子，他就默默捡起来吃掉，叹着气说：“这些孩子，啥时候能懂事啊！”

　　除了种地，爷爷几乎没闲过。菜园里四季不缺菜，夏天晌午，别人都在树下纳凉午睡，他却去给菜畦上水；我总是跟着他蹲在畦埂上看水，一喊“满了”，爷爷就立马堵上缺口，转去浇下一垄。春日刮西南风时，他扛起推网下海，踩着高跷在浪里往返。我总在南岭下等他，远远看见竹竿抖得厉害，就知道今天收成好。有一次下毛毛雨，他走得极慢，走近一看，箩筐里装满虾皮，连裤腿都扎紧了挂在网上，压得背弯成了弓。回到家，他扒了几口饭就睡着了，鼾声里还带着大海的咸腥。炸虾皮时，邻居们端着碗来讨“虾汤”，我看那碗里明明是满满的虾皮，气得跺脚。爷爷却笑着说：“明天我还去推，乡邻嘛，一碗鲜汤算啥。”

　　农闲时，他给自家和邻居扎扫帚、编箩筐，搓草绳时我便帮他拧成双股，是他最贴心的小帮手。1946年，我的父亲董毓函想参军报国，回家商量，爷爷爽快地拍板：“好男儿志在四方！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家里有我，放心去吧！”1948年腊月，父亲在淮海战场牺牲的噩耗传来，爷爷抱着头低声呜咽，一遍遍唤着父亲的小名，却从不在人前放声大哭。我那时虽小，却已懂事，只攥着衣角呆立一旁，大气不敢出。此后二叔外出做工，三叔身体孱弱，全家重担尽系于他一身，他却从无怨言。纵是在生计最为困顿之时，他还收留了无依无靠的赵家三兄弟，不仅腾出自家房屋给他们容身，更时常贴补饭食。

　　可就是这样一位一辈子勤快的老人，终究没能熬过1959年的春荒。如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大跃进”时全民大炼钢铁，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第二年食堂断粮，百姓只能挖烂地瓜、剥树皮充饥。爷爷得了浮肿病，双腿肿得发亮，皮肤裂开流黄水，疼得整宿睡不着，最后还是被饿死了。我在学校里啃着霉烂的地瓜干，被老师盯着咽下去——不吃，就得饿死。那段日子，像刻在骨头上的疤，一辈子都忘不了。

　　如今日子好了，吃穿不愁，每次给孩子们讲起爷爷的故事，我总说：爷爷没留下什么值钱的物件，但他留下的“勤”与“善”，比什么都金贵。勤是立身之本，哪怕土地再薄，肯下力气就不会饿肚子；善是处世之根，自己有一口吃的，也要想着旁人的难处。这箩筐里的虾皮，菜畦里的清水，还有他对父亲的嘱托，都成了我们家的根。现在的孩子们虽然不用再挨饿了，但是爷爷的教诲不能丢——做人要勤快，要善良，要记着今天的甜，是前人用苦换来的。爷爷若泉下有知，看见我们现在的好日子，该会露出他那口白牙，笑着说：“这就好，这就好。”

　　何谓家风？我的理解是：它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格言，而是祖辈用一生践行的人生准则，是刻在子孙骨血里的精神密码，是一只承载着家风的旧箩筐。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份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家风，会像爷爷当年种下的庄稼一样，在一代代人的心里生根发芽，岁岁常青。（作者：董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