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一九七八年的冬天，好像格外冷。母亲，谢金梅，金色的梅花一个很美丽的名字，江苏常州金坛人，南京果树专科学校园林专业，大学毕业后响应祖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的号召，来到苏北，被分配到了赣榆吴山园艺厂。

　　每年春节，母亲都会带我们回常州老家过年。那一年父亲因为工作忙，没捞到回老家。我们姐弟三像尾巴一样跟在母亲身边。挤上长途汽车，又转火车，一路颠簸到江南。外婆家的年夜饭有腊肉、蛋饺、炒米糖、年糕，那是我们在苏北想了一整年的味道。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转眼假期结束，母亲要赶回吴山园艺厂上班，我们又要踏上归程。从金坛到常州，从常州到新浦，再从新浦转汽车到赣榆，这条路线母亲走了无数回。可那一年的雪，却来得格外凶猛。

　　火车到了新浦站，我们才知道，通往赣榆的公路已经因大雪封了，所有班车停运。什么时候恢复？不知道。母亲把我们三个孩子拢在身边，在火车站候车大厅里找了一处避风的角落坐下。大厅里挤满了被困的旅客，人声嘈杂，空气中混杂着煤烟味、汗味和煮红薯的甜腻气息。我们带的干粮已经吃完了，母亲身上的钱除去买车票，只剩下最后几枚硬币。她把口袋翻出来，数了又数——一角二分钱。

　　我拉扯着母亲的衣角，软软地说：“妈妈，饿”。母亲没说话，但眼睛一直盯着不远处的小吃摊。那里支着一口大锅，热汤翻滚，白气蒸腾，卖的是简单的菜叶豆腐汤，一角钱一碗。母亲看了看那一角二分钱，又看了看我们三个，咬咬牙，站起身走到摊前，用一角钱买了一碗汤。

　　那是一碗极普通的汤。几片白菜叶子，两三块碎豆腐，汤面上飘着几点油星子，装在粗瓷碗里，热气直往脸上扑。可在那个饥肠辘辘的雪夜，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人间至味。

　　母亲把汤端回来，先给抱在怀里的弟弟喝了一口，就蹲下身，将碗递到我的嘴边：“来，喝一口，暖暖身子。”

　　我咕咚喝了一口，烫得直哈气，却舍不得咽，含在嘴里抿了半天。只觉得那汤的热气熏得眼睛暖暖的，再喝一口咸淡适中，豆腐的嫩滑，和着那一点油花在舌尖化开。我又把碗递给姐姐，姐姐喝了小半口，懂事地把碗递回给母亲：“妈，你也喝。”

　　母亲摇摇头，笑着说：“妈不饿，刚才在车上吃过了。”她笑得很自然，可我分明看见她的手在微微发抖。她没有吃过，她在火车上把最后半个馒头掰了喂给小弟，她宁肯自己挨着饿，也不肯让孩子们饿着，万一今天雪继续下呢？万一雪还要下好几天呢？

　　我们看着她，谁也不肯再喝第二口。姐姐又伸出小手去推碗：“妈喝，妈喝。”

　　母亲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她低下头，端起那只粗瓷碗，嘴唇轻轻碰了碰碗沿，像是抿了一下，又像是只闻了闻那热腾腾的香气。然后她抬起头，把碗放到一旁，伸手把我们三个搂进怀里。“妈喝过了。”她说。

　　我知道她没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那一夜——新浦火车站昏黄的灯光，窗外漫天大雪无声地落下，母亲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单薄的棉袄，把我们紧紧搂在怀里。她用一角钱买了一碗热汤，让我们一人一口，驱散了那个冬夜的彻骨寒冷。而她自己，只喝了一口空气里飘散的汤香。

　　后来雪停了，路通了，我们终于回到了赣榆。母亲照常忙碌在她的工作一线，我们照常上学、长大。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她再也不用为一角钱精打细算。可每到冬天，每当我喝到一碗热汤，我都会想起一九七八年的那个夜晚。

　　那碗汤里，没有山珍海味，只有一个母亲全部的爱和温柔，还有最好的家教。